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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小作坊养老院”的乡村养老探索
发布日期:2022-07-25 18:25    点击次数:91
▲养老院的后院,也是村民跳广场舞的地方▲养老院的后院,也是村民跳广场舞的地方

  红星新闻记者|王震华 蓝婧 发自湖北阳新

  编辑|潘莉

  2021年,在做关于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课题研究时,有人给夏柱智介绍了其老家湖北农村的一家“养老院”。80后的夏柱智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、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。

  这家“养老院”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,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子里。在一栋改造后的三层自住小楼中,三个年过六旬的老人,照料着最小75岁,最大93岁的8个老人。“养老院”同时还是附近老人的“活动中心”,白天有人打牌,读报,晚上有人跳广场舞。 

  相对于时下流行的“日间照料中心”,夏柱智更愿意称它为“小作坊式的养老院”。

 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人口“变老”的整体趋势下,中国城乡老龄化已经出现倒置。乡村60岁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.81%、17.72%,比城镇分别高出7.99、6.61个百分点。由于农村地区软硬件落后,市场化、社会化养老服务欠缺。农村养老、尤其是留守老人的养老矛盾已愈发突出。

  在完成对中部三省9县农村养老状况的调研后,夏柱智认为,在大型养老院和小作坊式的养老机构之间,“显然后者更适合农村。”

▲院长邓加丁在打扫活动中心。村里的老人会聚集到“养老院”打牌聊天▲院长邓加丁在打扫活动中心。村里的老人会聚集到“养老院”打牌聊天

  “邓院长”

  61岁的邓加丁被三洲村村民称为“邓院长”。

  高中毕业后,邓加丁在长江上开过20年货轮,40岁后外出务工数年,回乡做了4年村干部后,因供养两儿一女读大学的经济压力陡增,邓加丁又外出务工。

  2012年,83岁的母亲突然中风,两个弟弟又在外工作,邓加丁的打工生涯被中断,“只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,偶尔在附近打一点零工。”

  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,邓加丁发现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,家里老人无法照料。于是想到自己能不能办个养老机构,在照顾母亲的同时,“吸收”其他老人,也可以增加点收入。 

  因为做过村干部,关于养老的国家政策,邓加丁多少知道一些,“我如果能够搞一个养老机构,把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照料,年轻人也可以安心在外面打工。”

  2018年,邓加丁向村里打了报告,自己要办养老院。

  三洲村距离县城将近50公里,原属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,2021年划归黄石市新港(物流)园区海口湖管理区管辖。

  53岁的村主任张向阳介绍,三洲村目前全村户籍人口有6000多人,常年在外务工的有2000多人,包括老人小孩在内,留守的4000人中,6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人,70岁以上的老人有400人左右。

  张向阳说,60岁以下的村民大部分都在外地和当地务工。

  而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,2020年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,占总人口的36.11%。有专家认为,考虑到近几年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的趋势,普遍预计农村留守老人达1600万人左右。65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是社会中相对脆弱的群体。

  而与城市老年人相比,农村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。如生活水平较低、经济来源匮乏,以及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打工,农村留守老年人身边普遍缺乏年轻人照顾等。

  “我记得当时的情况,邓院长写了报告。这肯定是一个好事。免去了在外面务工村民的后顾之优。”张向阳介绍,申请交上去后,从村里到县里,各级政府都是积极支持的态度,“在民政部门也备了案。”

  由于达不到养老院的标准和要求,地方民政部门决定以村办的名义成立“日间照料中心”,由邓加丁经营,2021年,海口湖管理区三州村老年人(儿童)日间照料中心挂牌。

▲邓院长的爱人在给老人准备晚餐▲邓院长的爱人在给老人准备晚餐

  “口耳相传 ” 

  中午11点25分,邓加丁的妻子准时做好了午饭。两荤两素加一汤,是邓加丁定的午餐标准。每隔两天要有一个荤汤,排骨,猪脚,或鸡汤。鸡是邓加丁自己养的,“老人营养要保证。”

  8个老人中,有一个老人吃素,要单独盛出来。一个老人卧床,要先给她端过去,看着她“动筷”。

  饭菜端上桌子后,6个老人才缓缓“挪”进餐厅,分别在6张桌子上坐下。

  2019年春节后,邓加丁的“养老院”开始运营。除了母亲,有4个老人是本村的,有两个人是从阳新县城的养老院转过来的。

  一年后,老人增加到8名。三年来,最多的时候有10个老人,全部来自周边的村庄。年龄在75岁到93岁之间,多为“失能”和“半失能”老人。

  上个月,年龄最大的93岁老人连着两天“不怎么吃饭”,邓加丁通知了家人,送往医院治疗,“养老院”里的老人又剩下了8个。

  邓加丁没做过宣传,一方面他觉得“养老院”还没批下来,另一方面,他觉得老人和家属的“口耳相传”比什么都重要。

  “老人子女经常来看,会知道老人状况,他们的宣传比什么都重要。县里规定的硬件标准,有些我这里达不到,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老人照顾好。”

  在向村里打报告前,邓加丁到县城和附近镇上的养老院考察学习过。

  镇上的是“福利院”,只收“五保户”,国家免费赡养。县城的民办养老院,人多,床位多,价格高。

  最初从县城养老院转过来的两个老人,一个是家人为了探视方便。“到县里去,来回两百里,早上天不亮就要坐车,到了晚上才能回来。”

  另外一个老人,“县里的养老院人多,8点准时开饭,老人行动迟缓,经常吃不上饭。”

▲邓加丁爱人送午餐给卧床的老人▲邓加丁爱人送午餐给卧床的老人

  县里的养老院收费“也高”。 

  邓加丁制定的收费标准,是按项目“收费”:生活费每天20元,住宿费一个月400元。“护理费有变化,一般一个月500元”有的老人不能走路,不能上卫生间,要洗澡,洗脸,穿衣服,护理费就会高一点。“多出来的护理费都给护工了。”

  “这里一个月在1500元左右。至少比县城便宜500元。”

  冬天,天气冷,附近会有老人过来吃饭,洗衣服,就只收生活费和护理费,“每个月八九百块钱。”

  三洲村村主任张向阳说,邓加丁的养老院“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。收费很公道。”

  2019年,做课题研究时,夏柱智和他的团队先后两次对邓加丁的“养老院”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观察。

  在他看来,邓加丁的“养老院”能够维持常态化运营,收支基本能够实现平衡。其根本在于考虑当地经济状况,保障合理性消费。

  “养老院”的日常开支主要有两项:一是一日三餐的食材费用,8名老人,共约5000元/月。二是两名护工照料费用。1名专门护理,工资3000元/月;1名厨师,工资2000元/月。与此对应,三洲村当地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进城务工,人均1.6万元/年,家庭收入在2万~10万元/年。

  夏柱智介绍,相比于县城的养老院,村民认为收费价格“是他们能够承受的。”这主要是照料的费用,至于入住老人生病等其他的费用都是由子女额外支付。

  “我们这里的收费与开支不能太高,而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。”邓加丁说。 

  夏柱智认为,中西部县域养老院中,由于养老院的高端化,且要匹配对应的服务,收费必然会脱离村庄的经济水平, 广州正鸿物流有限公司从而导致一些养老院运营不可持续。

▲朱姐在给老人们准备晚餐。作为护工,她也已经年近7旬▲朱姐在给老人们准备晚餐。作为护工,她也已经年近7旬

  “朱姐” 

  邓加丁对于老人的“入院”有自己的标准:有传染病的不能收,完全不能自理的不能收,有精神疾病的不能收。除了风险之外,邓加丁认为“自己支付不了高工资来请护工。”

  除了邓加丁,“养老院”开办以来,一直是两个护工,一个负责做饭的,是其妻子的姐姐,负责护理的则是邻居介绍的临镇的“朱姐”。两个人年龄都在65岁左右。61岁的邓加丁除了接待家人探访和其他外部事宜,主要的工作是种菜和养鸡。老人吃的多是自家土地上的产出。

  “年轻能外出打工的,人家嫌工资低不愿意做这些事情,更年轻的高工资也不愿意,我这里是老人照顾老人。”

  65岁的朱翠花是8公里外的泵站村人,已经有三个重孙的她会笑着说:“我是一个护工。”而养老院那些比她大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的老人都叫她“朱姐”。

  比她大9岁的老伴,5年前去世。嫁到三洲村的同乡介绍她到养老院来做护工后,打扫卫生,照顾老人早上洗脸,晚上睡觉,换洗衣物,吃饭吃药都是她一个人的事。 

  “这些老人都喜欢我,她们都比我大,却叫我朱姐。”朱姐说自己跟这些老妈妈们处得很开心。

  她说邓院长管理得很好,很认真,“晚上10点,12点,凌晨3点,都要亲自查夜,每个房间都要查看。”在她看来,这些老人都是“有福的老人”,儿女们愿意花钱送到这里养老,“平时过节,都来看她们。”

  这些老人在她眼里都是“老小孩”,“她们经常会把纽扣扣错,我再帮她们重新扣好。”

  对每个老人的生活习惯,“朱姐”都了然于心,“她们每个人穿的衣服,连袜子我都认得。哪个老人吃什么药,吃几次我都记得,有的是高血压,有的是糖尿病,有什么不舒服,都会给我说。” 

  2021年住进来的一个83岁的老人,已经“有些老年痴呆”,儿子在武汉打工,老人经常尿湿自己的衣服,一天至少要换三四次,“我要经常去看看,尿湿了就给她换。晚上还要给她洗脸洗脚。”冬天有一次,老人的衣服洗了还没干,朱姐把女儿给自己买的“七百多块钱的裤子”,给她换上了。

  老人们有午睡的习惯,“朱姐”要等到老人都躺下了自己才去休息一会儿,“老人有一个不睡,我就不睡。”

  邓加丁说,“照顾老人这种事情,只能是老人来干,年轻人往往觉得累和脏,尤其是半失能的老人一般脾气都不是很好。”因此,“邓院长”聘请护工有两个标准,一是老人不管怎么发脾气,护工不能发火;二是每天24小时必须在养老院,有事情的话护工需要处理。

  在夏柱智看来,邓院长照顾的是自己的家乡人,有一定的面子关系,“经营不好他就破产了。经济上和信誉上都面临破产。”而一些大型养老院里,老板、护工对于老人没有多少乡土乡情的关系维系。

  “朱姐”平时吃住都在养老院,一个月休息两天。“可以回家看看”。回来还要给每个老人带礼物,家人探访时带给老人的礼物,她们也悄悄给她吃。在养老院做护工,最让朱姐高兴的是,“自己快70岁了,还能挣钱养活自己。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”

▲“养老院”改造后的后院▲“养老院”改造后的后院

  “半开放” 

  5月13日,老人们吃过晚饭,不到7点,跳广场舞的人开始陆续聚集到“养老院”。

  有人聊天,有人在院子里玩健身设施。

  健身设施是“邓院长”从黄石买回来的,考虑到老人的安全和场地面积,邓加丁采购的是可以“手握的”和“蹭背的”。

  邓加丁的三层小楼建于2000年,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。2018年,扩建了50平米的前院,50平米的厨房以及200平米菜园。

  决定开养老院后,原来的房屋不适合老人的集中生活和活动。邓加丁利用后院菜地扩建了一间餐厅和休闲后院。改造后,餐厅面积约100平米,里面放置了十几张桌椅,以及用于冬天取暖的火炉。

  扩大的休闲后院约100平米,增添了健身设施,石凳,还种了树、拓展入住老人的安全活动空间。“冬天天冷在火炉旁烤火,天晴就在院子里晒太阳。”

  原来的三层小楼,邓加丁把一层的客厅、1个卫生间、4间卧室进行了改造。每间房面积大约20平米,安装了空调,隔出2~4张床位,就近搭配一个卫生间,方便入住老人如厕。在大厅添置了沙发家具,成为老人会见家人、看电视、聊天的场所。 

  2021年,在相关部门的要求下,邓加丁又辟出了办公室,阅览室。2022年上半年,还在后院的两排房屋上加盖了隔热层。

▲家人来探望老人,入住这里的老人多为周边村庄村民▲家人来探望老人,入住这里的老人多为周边村庄村民

  “现在,我这里最多可以接纳20个老人入住。”

  前后持续的改造,邓加丁说自己投入了三四十万,一部分是在外工作的儿女们支持的。一方面,邓加丁希望自己的养老院能够达到标准,可以获得一定补贴,另一方面,他希望这里可以继续成为村里老人活动的中心。

  “老人最怕孤独,我照顾母亲照顾了八九年,她不能走路,只能坐轮椅。我了解她,她最怕孤独,很想有人陪他聊天。”

  村主任张向阳说,村里对邓加丁的要求,除了确保老人安全,有人护理,还要解决老人的孤独。“要有人跟老人聊天,老年人在那里,娱乐设施都要有,我们希望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个养老机构。”

  邓加丁去过城里的养老院,自己的养老院里前后有一半老人曾在县养老院住过。在邓加丁看来,城里房租贵,不可能有农村的便利条件。同时,由于人多杂乱,也不可能开放管理。

  为保证入住老人的安全,邓加丁规定入住老人不能随意出养老院。但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进,“是半开放的”。他一直提供村民看电视、打牌、跳广场舞的场地,还有免费茶水。“村民跳广场舞的设备一直放在我这里,用电也是免费的。”

  “不做事的白天来玩,做事的老人晚上来玩。”在夏柱智看来,正是这种半开放管理,构造起非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集体活动的场景空间,使得入住老人感觉到没有被禁锢,体会到舒适感与自由感。 

  “他很聪明啊,不作为村里公共的娱乐中心,他的养老机构就没有吸引力。”夏柱智认为,很多养老院都存在一个最大的缺点: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封闭状态。精神需求需要一定的开放性,城市里考虑到安全,不能开放,农村是熟人社会,人比较少相对安全,可以是一种半开放状态,“这种半开放状态增加了邓加丁的养老院的吸引力,也增加了老年人的精神福利。”

▲老人准备进餐厅吃午餐,这里的老人多为失能和办失能老人,年龄在75岁到是93岁之间▲老人准备进餐厅吃午餐,这里的老人多为失能和办失能老人,年龄在75岁到是93岁之间

  “家门口的养老院”

  江面上暮色刚起,经过村里已经撤销的小学和旁边的黑爷庙,晚上6点,还没顾得上吃饭,下了班的陈峰(化名)和妻子带着熬好的药水,赶到养老院看望自己的母亲。

  作为养老院年龄最小的一个,79岁的王姓老人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。一天前老人出现小腿浮肿,皮肤瘙痒。

  “婆婆年轻的时候,身体很好。”儿媳一边给老人要药水热敷,一边感慨。“这里的好处,就是方便,老人有什么不舒服,家人随时可以过来看。”

  接近50岁的陈峰夫妇,两个人都在当地打工,丈夫是泥瓦工,妻子在附近的钢厂开航吊车,“我们白天做事没有时间照顾她。离得远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▲家人来看望老人▲家人来看望老人

  孩子读书正用钱,19岁的儿子在武汉读大二,女儿在镇上读初二。“如果不是邓院长解决了后顾之优,我们只能有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,没办法出去工作挣钱。”陈峰说,村里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人家,有的兄弟多,只能轮流照顾。

  每个月1800元的费用,陈峰和两个哥哥共同承担,哥嫂也忙着打工和带孙子,“谁有空了谁过来看一下。她一个人在家又不能自理。”

  新港物流园区成立后,三洲村成了开发区,村民成了“失地农民”,60岁以上的老人,政府发的养老金加上征地补贴,一个月有将近400多块钱。

  一名刚过60岁的村民说,虽然工地在清退超龄农民工,但自己还要想办法打些工。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,孙女读初二。“孩子们自己要生活,自己养家,不会有时间在家里伺候你,这是普遍的现实情况。”

  在村民看来,虽然邓加丁的养老院收费公道,老人也照顾得很好,不到万不得已,大多数老人还是不会来,“一年近两万的费用,对大部分农民来说,压力不小。老人们的思想观念里,自己有儿有女,住养老院脸上无光。”一位刚过50岁的村民小组长说。

  开办养老院,邓加丁最初是为了照顾母亲的同时能够“做些事”。母亲病了9年,2021年走了,邓加丁觉得自己投入了钱,地方上也支持,以后国家的政策“肯定会扶持养老”,他动过扩大规模的念头。

  但现实的问题是,如果扩大规模,就意味着要支付租金找新的场地,还要再雇人。“只能做着看。”

  两个儿子已经在深圳安家,女儿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省会武汉。邓加丁和妻子说,自己以后“不可能住孩子家里,也不会在城市养老。”

  “我们这一代人肯定将来是要进养老院。”在邓加丁夫妇看来,作为家门口的养老院,“乡里乡亲都互相认识,只要吃得合口,住得舒心就行。”

▲村医来给老人诊病▲村医来给老人诊病

  “嵌入乡村”

  “像邓加丁这样,把养老做得比较纯粹的很少。”

  2022年春节,从武汉返乡过春节的夏柱智又去了三洲村,“看了下他的适老化改造的设施,一起聊了聊养老制度的设计,雇工和经营理念。”

  夏柱智用“嵌入乡村”来形容邓加丁的“养老院”和乡村的关系。

  立足于村庄实际,在初步建立与维持常态化运营过程中,邓加丁的小微养老机构充分考虑了农村特点与农民特性,盘活闲置房屋,考虑经济条件,运用人力资源,结合空间特色,“有效嵌入村庄社会,实现了农村老人低成本、高品质的养老生活。”

  正常情况下,邓加丁的养老院每年腊月24关门,正月初八开门,但因为急于进城务工,“有儿女初四初五就打电话,说要送老人过来。

  “这个事情也是政府非常关注的事情,农村老龄化背景下,高龄难以自理或半自理农民该如何去照料。缺乏这种机构,也需要这种机构。”

  夏柱智说,国家目前的养老体系设计,注意到了两种人,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。一种是五保户,国家统一兜底,还有一种是有退休金或者有积蓄,能够到中高端养老机构去进行养老的群体。

  但应对中低收入家庭,主要是农民工家庭的,这种农村的小型化的养老机构,目前还缺少相应的制度设计。 

  “目前的养老机构主要适用的是往现代化的高端的方向在走,农村的很多老人去不起,负担不起。现在这块是一个真空地带。在这个背景下,我关注到了邓加丁这样的养老机构。” 

▲因达不到标准,邓加定的“养老院”去年挂上了“日间照料中心”的牌子▲因达不到标准,邓加定的“养老院”去年挂上了“日间照料中心”的牌子

  相对于“日间照料中心”的叫法,夏柱智更愿意称邓加丁的养老机构为“小作坊式的养老院”。在夏柱智看来,利用农村闲置农房,进行简单化改造,具有乡土特征,嵌入农村的养老照料机构“很少,很少”。

  在2021年进行的中部三省九县养老机构调查中,夏柱智和他的团队发现,在每一个乡镇都有这样的需求,“一个乡镇如果有20个村,每个村像这样的10个老人是有的。就有200个老人需要进入这样的小作坊式的照料机构,未来,农村老龄化程度还会进一步增加,一个乡镇有五六家这样的机构是很正常的。” 

  但现实是,据其了解,阳新县就邓加丁一家这样的养老机构。“目前规模太小了,上面根本就看不上。但它填补了一个空白。” 

  “这样的养老院大家都不了解,很多人不知道。投入不大,也没有钱做推广。只能靠熟人宣传。”

  三洲村村主任张向阳说,虽然当地认为邓加丁的养老机构“是一个好事”,免去了在外面务工村民的后顾之忧。但由于“政策限制”,除了提供一些沟通协调上的便利外,并没有实际上给予补贴,“平时有老人在他那里吃饭,偶尔去的都是免费的。作为老人活动中心产生的费用也都是他自己承担的。” 

  在调研过程中,夏柱智发现,当地政府虽然给予了肯定和支持,但目前的制度设计,政府补贴多倾向于大型的、标准化的养老机构,像邓加丁这种改造农村自有住房,只有十几个床位,按照严格标准去监管的话,又不合格,没办法去给予支持。“这就存在一个矛盾。”

  “中国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,空巢老人如果行动不便谁来照料,如果精神孤单谁来陪伴?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会越来越改善,但高龄老人的照料难题和精神孤独现状会越来越凸显。” 

  在夏柱智看来,应该鼓励小型的养老机构,利用农村闲置房屋、闲置校舍,鼓励有公益心的乡贤去办这种小规模的养老机构。“很有必要。”大型养老院和小型的小作坊式的养老机构,哪种更适合农村,在夏看来,“显然是后者。”

   

责任编辑:祝加贝